我国的自然保护区部分位于贫穷落后的山区，自然保护区的职责是保护珍稀物种和生态环境，而当地的农民却要依靠保护区的自然资源维持生计，这样的矛盾常常产生严重冲突。一方要吃饭，一方要保护，怎么办？

    冲突

    贵州省威宁县草海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人员邓仪和当地农民孔令吉曾经是一对冤家，10年前当地农民还叫不出邓仪的姓名，但一提起烧渔网最多的那个人，孔令吉总是恨得咬牙切齿。

    当时，农民的生存极为艰难，在海拨2200米的高山上由于高寒，农作物产量很低，再加上人口的膨胀，收获的土豆和玉米不仅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还时常被黑颈鹤或其它鸟类争食掉。他们知道草海是保护区，但饥肠辘辘，人都要饿死了，哪还管得了为子孙后代保护生物多样性，家家户户几乎都在草海里撒网捕鱼，靠卖鱼的钱买回粮食度日。

    邓仪是在代表国家行使保护草海的职责，他不能容忍农民在草海里捕鱼，捕鱼违反了保护区的法规，他有权阻止和干涉农民的捕鱼行为，他不停地在湖面上寻找渔网，一旦发现就没收烧毁，任凭农民怎样苦苦哀求，他毫不留情。“我是执法者，你们必须服从。”邓仪想。如果村民顽固不化，他准备不怕流血，要和破坏草海的农民坚决斗争到底。孔令吉认为农民们有苦无处诉说，没有谁愿意站在他们的立场想一想：没有饭吃怎么办？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天天能吃到白米饭，他们从来体会不到挨饿的滋味，这多不公平！孔令吉和几位大胆的农民把大家召集起来，共同商议如何对付邓仪这样的管理人员。烧掉一张城里人看来不值钱的渔网，对贫穷的农民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他们要报复管理人员，让他们尝尝农民的厉害。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邓仪和其他管理人员像往常一样在湖面搜索渔网，突然发现前方100多条渔船排成一列向他们逼近，农民们个个手里拿着石头、棍棒，甚至还有斧头，带头的就是孔令吉。他放话要把保护区的船砸了：“我们连饭都没的吃，你们还来烧我们的渔网，还让不让我们活下去？”当年的邓仪血气方刚：“你们破坏环境，我们就要管！”在其他工作人员的劝说下，邓仪他们的船暂时回去了。邓仪不服气：他们人多势众，下一次我还可以请林业公安，甚至武警来对付这帮只知吃饭不知保护环境的农民。

    然而大规模的正面冲突还没有发生，邓仪已被农民们结结实实揍了一顿。那天他看见有几个小孩用石头驱赶野鸭子，怎么劝说也没有用，情急之中，他用猎枪向天上鸣枪警告，没想到被激怒的村民一涌而上，夺下他手中的枪，用枪托朝他身上乱打一气。邓仪被送往医院，躺在病床上整整7天。

    邓仪从来没想到自己可能会错，他认为法律、正义在他一边，保护草海是为了农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是为了中国，甚至全人类，即使被村民乱棍打死，他也无怨无悔。而孔令吉告诉村民，反正不斗争就得饿死，大家要团结起来，绝不让步。

    如果农民和保护区的冲突继续发展下去，结局一定是两败俱伤，然而转机来了，草海的重要性吸引了外国专家。

    和解

    1994年国际鹤类基金会与草海自然保护区开展合作项目，引入资金建立村寨发展基金，帮助农民寻找多种生存方式，每个村的基金由农民民主管理。如簸萁湾的77户农民，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9个人管理这笔基金，同时还列出《村寨基金管理条例》，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村长、支书也不例外。

    农民们拿到第一笔借贷400元，自己选择如何投资，有人做苞谷酒，有人养猪，有人烧砖瓦，有人买来爆米花机，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贫穷几近绝望的农民，第一次真正有了自主权和决定权，他们从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中获得了信心，按期连本带利还清贷款，然后再申请第二笔借贷。

    邓仪是首批参加合作项目的中方人员，他说：“自然保护区与社区扶贫相结合，把农民放在农村发展和自然保护的中心位置，这样的做法被称为‘草海模式’，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草海思想。模式是方式、方法，而方式、方法基于一种新思想或新观念。”

    国际鹤类基金会副主席吉姆·哈里斯说：“我们所采取的方式不是试图说服或者强迫当地居民支持自然保护项目，仅仅使野生动物受益，而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为了自然保护首先应当解决人们的需要。我们认为，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工作是制订一些既可改善当地人们生活水平而又不使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政策和方案。我们的项目需要提供实际效益以协助解决资源和人们需要的切实经济问题。”

    参与合作项目的经历促使邓仪改变了看问题的视角，保护区工作人员不再是高高凌驾于农民之上的国家和法律的代言人，而是如何帮助农民摆脱贫困的服务者。保护区内有一位老太太，儿子和儿媳都因病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孙子。老太太每次见到邓仪，都要骂骂咧咧，邓仪对她特别反感，甚至有些厌恶。然而有一次黑颈鹤吃掉老太太地里种的土豆，邓仪亲眼目睹了老太太痛不欲生的号啕大哭，他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如果我是这位老太太，不也会一样痛恨黑颈鹤？一样痛恨保护黑颈鹤的邓仪？是谁养育了我？不正是这些贫困的农民才会有我每月的固定收入，实际上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不但不知感恩，还把他们当作被统治者，向他们发号施令，从今以后，我要改变态度，真诚地帮助他们。

    吉姆·哈里斯认为：“考虑到自然保护区与当地农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感到应让农民自己尽可能多地决定对他们的经济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的资源利用活动。只有当他们感到自己可以确定自己的资源利用时，他们才会真正地为保护其资源做出行动。”草海自然保护区既是国家的，也是属于世世代代生息其中的农民的，把自然管理的权力部分归还给当地的农民，环境不但没有破坏和退化，反而保护得更有效，更完善。

    每个基金组启动前都必须经过保护区管理处的培训，保护草海自然资源是主要培训内容之一，除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外，每个成员必须为保护区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很多基金组经过讨论后作了一些规定，如有些小组规定每人每年种20棵树、200株芦葱花（一种水土保护植物），以保护水源、草海湿地和鸟类等生物资源。在建立起发展基金的村寨，禁渔期到来时，听到管理处的禁渔宣传，农民就自觉地收起了自己的鱼网，主动配合保护区管理好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甚至有一个村庄的农民，为了阻止采石队开采矿石，竟然坐在了炸药上，准备不惜以生命来保护他们的自然环境。

    觉悟

    曾是邓仪死对头的孔令吉现在成了环境保护的积极分子，他向村里的孩子们宣布：“地球是生命的摇篮，是我们共有的家园，保护好环境，防止它受到污染和破坏，这是关系到人类子孙后代的大事。同学们，人是地球之子，人存在地球上与地球环境一起发展。我们不是听爸爸妈妈还有再上一辈给我们讲过故事吗？当时我们的环境很好，森林很好，但在40年前，我们砍伐森林来炼铁，环境开始遭到破坏。由于贫困和思想落后，我们继续砍伐森林来做生活燃料，森林砍光了水土开始流失，土地也瘦了，导致我们的贫穷。为什么呢？因为肥沃的土壤被大水冲走了，冲到草海里，淤积了草海，导致草海的缩小。通过这些教训，我们认识到，必须保护好我们的家园，把草海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给全人类。”这位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水平的地道农民，如今不仅胸怀全人类，还具有历史的洞察力。相信农民，一旦他们当家作主，他们有足够的智慧保护好自己的环境。

    有人问邓仪：“你这些年在做些什么？”邓仪说：“我在为农民服务。”

    “为农民服务”，邓仪为此骄傲。他不怕失败，不怕困难重重。但面对年幼的儿子，他却感到无奈。为了让儿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只得把孩子送到住在城里的哥哥家，他和妻子忍受着与爱子分离的痛苦和思念，坚守着保护环境的理想。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05月19日第十一版)